《羞辱》:洞见一个真实的黎巴嫩洞见

博天堂网站 / 2019-03-30 11:45
从法庭里出来,亚希尔对他的律师这样说:您不该这样做,进入他人的私人世界,再将它呈现于公共场所。不能这样做!律师回答:那你想怎么做呢?如果他们攻击我们,我们就攻击他...

  从法庭里出来,亚希尔对他的律师这样说:“您不该这样做,进入他人的私人世界,再将它呈现于公共场所。不能这样做!”律师回答:“那你想怎么做呢?如果他们攻击我们,我们就攻击他们”

  近来,黎巴嫩电影可谓热门。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名单上,就出现了黎巴嫩导演纳迪·拉巴基执导的《迦百农》。而在去年,同样是在最佳外语片的提名名单上,黎巴嫩电影《羞辱》也获得不少关注。

  这部电影在烂番茄网站上有着88%的新鲜度和爆米花指数,在IMDb网站上有7.7分,口碑相当不错。它植根于黎巴嫩现实生活,以一件小事深刻剖析黎巴嫩所面临的民族、宗教矛盾和人性的弱点,值得一看。

  既然将“羞辱”作为电影片名,那么它肯定就是一个讲述羞辱的故事。不过这个羞辱仅仅只是一句带着侮辱性质的话语,却差一点引发了社会动乱和流血冲突。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打黑工”的巴勒斯坦难民亚希尔,在维修社区管道时和黎巴嫩人托尼发生口角,骂了他一句“混蛋”。公司老板执意要亚希尔道歉,但托尼却当面辱骂“巴勒斯坦人从来不会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并说:“如果沙龙从开始就消灭你们该多好!”亚希尔怒不可遏,一拳打断了托尼两根肋骨。

  事后,托尼又因搬动重物,断裂的肋骨刺穿胸膜,造成气胸。托尼的妻子也因用力拖动丈夫而早产。于是,托尼和亚希尔走上法庭,事件一步步升级,从两个人的纠纷演变成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的骂战,流血冲突一触即发。

  从一句脱口而出的话语,发展到全社会站队划线的舆论风波,甚至引发社会动乱,实在令人唏嘘不已。其实,作为一名从业几十年的司法工作者,我却知道这并非个例。在我们的社会中,也常常有人因为一点芝麻绿豆的小事,拔刀相见,酿成惨剧。事过之后,双方当事人都会悔之不及。

  一般情况下,羞辱只是一两句言语,并不对人身造成伤害,更不构成犯罪(公开侮辱除外),但对人的精神伤害却并不比身体伤害要轻。所以,大多数人都难以忍受羞辱,甚至以暴力行为来回应,就像电影《羞辱》中的亚希尔一样。于是,羞辱——暴力回应——再次暴力回应,就成了恶性循环,酝酿出一桩桩社会纠纷。

  孔老夫子早就说过:“小不忍,则乱大谋。”如何应对羞辱、如何控制情绪、如何化解仇恨,实在是一门莫大(博客微博)的学问。冲动是人性的弱点之一,往往贻害无穷。《羞辱》通过一个生动的故事,阐释了现代社会人际关系中应该遵循的深刻哲理: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羞辱他人,也就是羞辱了自己。

  我非常欣赏电影《羞辱》对这场纠纷的处理办法。当事件一步步恶化,所有人都束手无策,民族冲突迫在眉睫的时候,风波却奇迹般地平息了。亚希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托尼的汽车厂门前,也就是他揍托尼的地方,用托尼的方式羞辱了他,骂黎巴嫩基督徒是一群“被宠坏的孩子”,激怒托尼打了他一拳,然后说出了那句此前一直说不出口的“对不起”。

  以羞辱的方式对待羞辱,一报还一报,终于扯平了!这样精妙的结局比之生硬的道德觉醒要高明许多。

  一句羞辱之所以会引发社会动乱乃至民族冲突,全因为黎巴嫩这个国家的特殊历史和地理原因。黎巴嫩仅有1万多平方公里土地,600多万人口,却有着七八个宗教,教派之间关系极其复杂,加之紧邻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历史上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恩怨关系。一点小事酿成社会动乱,深刻揭示了黎巴嫩这个中东“火药桶”的独特之处。

  1943年黎巴嫩独立前夕,各教派曾就国家权力的分配达成协议:总统和军队总司令由基督教马龙派人士担任,议长和总理分别由伊斯兰教什叶派和逊尼派人士担任,议员和部长的席位按各教派的人口比例分配。这种全世界罕见的政权分配方式使黎巴嫩长期处于分崩离析、民族冲突之中。

  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几十万巴勒斯坦难民涌入黎巴嫩南部,并且建立了自己的抵抗力量武装,也就是后来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反抗和袭击以色列,成为黎巴嫩境内一支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为此,叙利亚在黎巴嫩驻军二十多年,以色列也多次武装占领和控制黎巴嫩部分地区,使黎巴嫩政治局势愈发复杂。

  影片中讲到的亚希尔和托尼经历过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战争,从1985年5月开始,到1988年7月结束,长达3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黎巴嫩、黎巴嫩社会进步党、阿迈勒运动以及叙利亚、黎巴嫩政府都卷入其中,双方共计死亡3781人,受伤6787人。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背景下,巴勒斯坦难民亚希尔和黎巴嫩基督徒托尼的纠纷就被一步步渲染升级,成为全社会、全国关注的焦点。对一个人的羞辱,演变成对一个民族的羞辱;法庭内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尖锐对立,恰恰是黎巴嫩社会现实的缩影。

  “你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走狗!”这声尖锐的叫骂,显然反映了巴勒斯坦难民对这个案件和案件代理律师的态度,而这种激烈的态度又激发了黎巴嫩人的强烈反感。这种情绪经过媒体的渲染,点燃了黎巴嫩社会矛盾的怒火。托尼和亚希尔,律师瓦伊迪和纳丁,都被舆论所裹挟,已经无法左右局势的走向。

  《羞辱》这部电影的故事,来自于导演齐德·多尔里的真实经历。他曾在一次与水管工的争吵中,蹦出带歧视性的侮辱词汇。好友托马善意提示“祸从口出”,让他去道歉。可是水管工拒绝了导演的认错,而包工头几乎为这件事把那个水管工开除。

  此事给了齐德·多尔里创作《羞辱》的灵感。后来他的好友托马也成了该片的联合编剧。显然,这个来自于现实的故事,入木三分地戳中了黎巴嫩人脆弱的神经。

  从某个角度讲,《羞辱》又是一部法律题材电影,剧情的推进大部分依靠法庭的辩论。仔细推敲一下双方律师的辩护策略,似可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化解矛盾实在比胜诉更重要。影片中,托尼多次强调,他只要一个道歉。托尼和亚希尔都没有想到,上了法庭之后,双方不愿被旁人知道的隐私都被对方律师揭露了出来。先是亚希尔的律师纳丁揭露出托尼妻子此前有两次早产的经历,然后是托尼的律师瓦伊迪揭露出亚希尔此前有过冲动粗暴的前科,再然后瓦伊迪请出了证人,证明多年前亚希尔把他打瘫痪的事实,最后是托尼童年遭遇巴勒斯坦武装人员袭击留下的阴影被曝光。

  影片中有一段值得注意的对话。从法庭里出来,亚希尔对他的律师这样说:“您不该这样做,进入他人的私人世界,再将它呈现于公共场所。不能这样做!”律师回答:“那你想怎么做呢?如果他们攻击我们,我们就攻击他们!”

  这是典型的律师思维方式。要想胜诉,就必须不断地攻击对方,证明对方有瑕疵、有过错,应该承担法律责任。为此,很多律师不惜采用“狗仔队”的方式寻找对方的破绽。这种方式让律师变得好斗,变得上纲上线,让案件变得越来越复杂,让当事人变得越来越对立。

  这时,我们需要冷静下来思考一下:我们进法庭来干什么?是来解决纠纷,还是来搞臭对方?为了胜诉,我们是不是有些走过头了?电影《羞辱》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化解羞辱,远比对抗更重要。

  最后,两位当事人用自己的智慧,解开了这个似乎无人可解的死结。他们的方式,高于盛名之下的律师,高于庙堂之上的总统,高于激进愤怒的社会公众。

  写到这里,反思也顺理成章地来了:诉讼究竟以什么为价值追求?胜诉是否就是我们的唯一目标?至少在我看来,中国特色诉讼制度中的调解程序实在极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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